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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國建教授縱論“司法改革與法治中國”
青少系舉辦“司法改革與法治中國:十八屆四中全會的一個觀察視角”學習講座
來源:新聞中心
日期:2014-11-04
作者:周馳昊
編輯:梅轶竹

新聞中心訊(记者 周驰昊)11月2日晚,由青少系党总支和学生党支部联席会联合主办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学习讲座在尊龙凯时图书馆一层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学习讲座主题为“司法改革与法治中国: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一个观察视角”,特别邀请中国政法大学的姚国建教授主讲。

姚國建是中國政法大學憲法研究所所長,法學博士,美國LL.M.,教授,碩士生導師,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香港城市大學、台灣政治大學訪問學者,主要研究憲法基本原理、港澳基本法、違憲責任;在校主要講授憲法學、港澳基本法、憲法學案例研習等課程。講座由青少系黨總支副書記王志毅主持。

講座伊始,姚國建提到本次講座旨在從司法改革角度對十八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涉及的有關內容進行解讀和探討。

整場講座分爲兩部分進行。第一部分,姚教授簡單介紹《決定》的起草産生過程、主要內容,並追溯社會主義法治的曆史淵源;第二部分,他在結合四中全會內容的基礎上對我國的司法改革面臨的問題及解決思路作深入的探討。

姚國建認爲,社會主義法治和國家治理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我國從人治走向法治的曆程經過了漫長的探索。他追溯了過去65年的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曆史,並從中提取了“五四憲法所代表的短暫中興”“五七年後的廢法運動”“鄧小平的法制思想”“形式法治與依法治國階段”“上一個十年的失去”“新領導層的目標”等六個時段進行講解。

改革和法制存在著內在的矛盾。憲法法律是靜態的,而改革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一些大膽的改革措施往往需要突破原有法律的約束,以實現它正當的目的。但是,這又會造成法制的破壞。姚國建指出,中央正在試圖協調改革和法制之間的緊張關系。新領導層的執政目標是“三位一體”——既強調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也強調深化改革和法制建設。

此外,姚國建著重說明了當今司法實踐中出現的行政化和地方化問題,並結合《決定》內容介紹了解決這些問題的司法改革動態。

我國司法人員在管理上行政化程度過高,存在行政化問題。這表現爲司法人員有類似于公務員的管理方式以及等級制度。這使得司法實踐的權力運作方式出現了“上命下從”的弊病,最終往往由審判委員會來做出決定。各級司法機關的獨立性難以得到體現。

司法的地方化問題體現在三個方面:人員來源的地方化、經費來源的地方化、權力運作的地方化。這又表現爲司法體制中人、財、物的不統一,以及在司法實踐盛行的地方保護主義。

姚國建指出,行政化和地方化帶來的問題主要是司法權性質的扭曲和獨立性的喪失。司法變成了治理社會、維持穩定的工具,而與其預期的價值錯位。與之相應的,司法人員職業尊嚴感缺失,人才的流失也日益嚴重。他以兩組數據說明了司法公信力的下降,在同樣的時間內,我國發生了10萬件行政案件,卻有高達200萬的上訪案件。這說明許多群衆已經對“民告官”失去了信心,不得不采取另外的方式達成自己的訴求。

司法是法治的核心。西方有三權分立原則,我國也有與之類似的權力建構模式,所謂“職能分工”。司法讓法律真正得到實施,是違反法律的糾錯機制。“但是,我國的司法處于弱勢。”姚國建用政治事實來佐證他的觀點:在地方,政法委書記往往由地方黨委副書記或者公安局局長擔任,職能分工不清晰。在中央,也是這種格局。最高法院的院長一般爲副國家級,中央委員。而我國現有中央委員180多人。由于司法難以實現其自身的獨立性,各級法院只能利用受案範圍的限制來轉移矛盾,司法改革迫在眉睫。

針對這些問題,姚國建結合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具體內容講解了中央的解決思路。對于體制問題,要凸顯司法權的中央事權屬性;對于機制問題,要恪守司法權運行的內在規律;對于獨立性問題,要遵循司法公正的內在邏輯;對于民主性問題,要彌合司法技術性與人民性的距離;對于公開性問題,要構建更加開放透明的陽光司法機制;對于終局性問題,要彰顯出司法裁量權的國家屬性;對于廉潔性問題,要加強法官的正規化、專業化、職業化建設。

爲了更全面地說明該問題,姚國建將十八屆四中全會的有關內容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的內容進行了對比。四中全會的有關決定和三中全會的決定是相聯系的,是三中全會精神的延伸和拓展。由此,姚國建對四中全會提到的最高人民法院設置巡回法庭、探索設立跨行政區劃的人民法庭、審判權和執行權的分離等構想作了深入的闡釋和說明。

本次講座提問環節氣氛熱烈。姚國建就人大、政府、法院、檢察院四者的關系,司法改革的前景和動態,一線的司法改革實踐等問題回答了同學們的提問。 (攝影/賴淑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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